最高法庭“刺破公司面纱”纠纷类案裁判规则精选(收藏版)|实务方圆
发布时间:2023-01-23

公司成为最重要的行业交易主体,基于市场交易方式的不断变革与交易结构的复杂化,与公司有关的争议案件除了数量大,而且展现出较为显著的“疑难杂症”特点,在法律适用上,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通常能够迅速提供明确的裁判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类案检索是完善裁判权行使、促进法律适用统一的重要政策保障,在法律适用存在纠纷、尚未产生统一裁判规则时,使用当时尚未做出裁判案例确立的裁判思路或规则,作为警察作出类似诉讼裁判的参照或参考,进而使其在进行全面、扎实类案检索的基础上做出非常谨慎的裁判,以此统一裁判尺度和解决法律适用的矛盾冲突。为加强推行类案检索体系,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庭印发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实行)》,于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在四种情形下,法院在裁判时必须进行类案检索。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庭公布的上述看法中要求的有效要素,针对公司纠纷中的疑难问题之一——“法人人格否认”纠纷,按照指导案例、典型实例、生效裁判案例的效力层次,对最高人民法院今天3年的相关案例进行类案检索,得到有效案例16个,以供分享。

一、指导案例

指导案例15号:诉等买卖协议争议案(最高人民法庭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3年1月31日发布)【关键词】民事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连带责任【裁判要点】1.关联公司的员工、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能够区别,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

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互相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原告(以下简称)诉称:(以下简称)拖欠其贷款未付,而(以下简称)、(以下简称瑞路公司)与人格混同,三个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礼以及股东等人的个人资产与公司商誉混同,均应分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支付所欠款项.71元及费用;、瑞路公司及王永礼等个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瑞路公司声称:三个公司虽有关联,但并不相悖,、瑞路公司不面对的欠款承担偿还责任。王永礼等人声称:王永礼等人的个人财产与的财产并不相悖,不应为的债权承担偿还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成立于1999年,股东为、王永礼、倪刚、杨洪刚等。2001年,股东变更为王永礼、李智、倪刚。2008年,股东继续变更为王永礼、倪刚。瑞路公司创办于2004年,股东为王永礼、李智、倪刚。2007年,股东变更为王永礼、倪刚。

创办于2005年,股东为吴帆、张家蓉、凌欣、过胜利、汤维明、武竞、郭印,何万庆2007年注资。2008年,股东变更为张家蓉(占90%股份)、吴帆(占10%控股),其中张家蓉系王永礼之妻。在公司员工方面,三个公司经理均为王永礼,财务负责人均为凌欣,出纳审计均为卢鑫,工商手续经办人均为张梦;三个公司的管控人员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如过胜利兼任主任顾问和销售部主管的职务,且免去过胜利副总主管职务的决定系由做出;吴帆既是的法定代表人,又是的综合部行政总监。在公司业务方面,三个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均涵盖工程机械且部份重合,其中的经营范围被的经营范围完全覆盖;系在上海地区(攀枝花除外)的唯一销售商,但三个公司均涉足相关业务,且互相之间存在共用统一格式的《销售部业务手册》《二级经销协议》、结算账户的情形;三个公司在对外宣传中区分不明,2008年12月4日,重庆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记载:通过因特网查询,、瑞路公司在相关网站上共同聘用人员,所留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等联络形式同样;、瑞路公司的招聘信息,包括长期关于的演进历程、主营业务、企业精神的宣传内容;个别的招募信息中,公司简介全部为对瑞路公司的介绍。

在公司财务方面,三个公司共用结算账户,凌欣、卢鑫、汤维明、过胜利的银行卡中曾出现高达万元的往来,资金的来源比如三个公司的税款,对外支付的根据仅为王永礼的签字;在向其客户开具的单据中,有的加盖其财务专用章,有的则加盖瑞路公司财务专用章;在与均签署协议、均有业务往来的状况下,三个公司于2005年8月共同向出具《说明》,称因业务扩张而注册了另两个公司,要求所有债权债务、销售量均计算在名下,并表示未来尽量以名义进行业务往来;2006年12月,、瑞路公司共同向出具《申请》,以统一核算为由规定将2006年度的利润、账务均计算至名下。另查明,2009年5月26日,卢鑫在北京市城管局公安分局对其进行提问时陈述:目前尚未垮了,但未注销。又查明未给与清偿的款项实为.71元。【裁判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0日作出(2009)徐民二初字第0065号民事裁定:一、于宣判生效后10日内向支付款项.71元及逾期付款收益;二、、瑞路公司对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对王永礼、吴帆、张家蓉、凌欣、过胜利、汤维明、郭印、何万庆、卢鑫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瑞路公司提起申诉,认为二审宣判认定三个公司人格混同,属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瑞路公司对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根据。答辩请求维持二审宣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9日作出(2011)苏商终字第0107号刑事裁定:驳回原告,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针对被告范围,二审争议焦点为、瑞路公司与能否人格混同,应否对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瑞路公司人格混同。一是三个公司员工混同。三个公司的总监、财务负责人、出纳审计、工商手续经办人均相同,其他管理员工亦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的人事任免存在由决定的情形。二是三个公司业务混同。三个公司实际经营中均涵盖工程机械相关业务,经销过程中存在共用销售手册、经销合同的情形;对外进行宣传时信息混同。三是三个公司财务混同。三个公司使用共同账户,以王永礼的签字成为具体用款根据,对其中的资金及支配无法证明已作区分;三个公司与之间的质权债务、业绩、账务及返利均计算在名下。因此,三个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动因(员工、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能够区分,已失去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

、瑞路公司必须对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人格独立是其成为法人独立担负责任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述简称《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要求:“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权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担负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显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能够区别,丧失独立人格时,就失去了独立担负责任的基础。《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要求:“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三个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互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其中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欠款却无力偿还,又使其它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外债,严重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上述行为违反了法人体制建立的方针,违背了正直信用方法,其行为本质和弊端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要求的情形非常,故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要求,、瑞路公司对的债权应当担负连带清偿责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第1款、第20条第3款

二、裁判生效案件

(一)母子公司人格否认

、借款协议争议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判决书

【法院层级】最高人民法院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申2302号

【裁判日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审判委员会讨论】否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富博、仲伟珩、李赛敏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资产处理权转移资产回报连带责任诉讼时效

【裁判要点】

1.根据《民法总论》第83条第2款(《民法典》第83条第2款)条例:“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务人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权,严重侵害法人的质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权承担连带责任。”

2.公司更改独立核算制改为稽核制,公司向法人股东(控股)申报总额需求,法人股东(控股)按照需求进行拨款;公司不经营具体业务,不享有商誉处置权,财务来源于法人股东(控股)拨款,公司的职工工资及一切福利待遇由法人股东发放,公司事实上已不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条件。3.法人股东(控股)借助执行查封实际控制公司名下的主要资产,但仍然未申请对上述资产进行拍卖,同时又将公司的房子销售款、房屋拆迁款、房屋租赁租金等全部资产回报转移至法人股东账户,导致公司失去独立的偿债能力,损害了公司债务人的利益。故此,认定法人股东(控股)的行为组成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应当对公司债权人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争议焦点】1.核心争点:法人人格否认2.具体争点:(1)能否应当对对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2)案涉债权是否超过追诉时效。【要件事实】1.集团公司成为股份股东根据公司资金需求进行经费,掌握公司资产处理权,公司失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能力。2.集团公司成为股份股东将公司商誉收益转移至其名下。【基本案情】原告(以下简称)因与被告(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借款协议争议一案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对欠付的1186.8万元贷款利息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声称:与各自的财产归属明晰,组织、业务、财务及员工均各自独立,不应否定的独立人格;但是与农资贸易中心的借贷行为存在,也已超过追诉时效。一审法官查明:2006年,向农资贸易中心出具收据,借款为其下属偿还对外负债,额度为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利息为月利1.5%,借款直接付给,借款总额以其实际用款数额为准,负责清偿本金及费用,双方并未承诺还款期限。落款有时任法定代表人郭某签字和加盖公章。农资贸易中心向子公司分三次转款71万元、26亿元、100多万;农资贸易中心向法定代表人李某民的丈夫贾某之个人账户银行卡分三次转款60多万、80亿元、20多万;向上海浦发银行上海总行转款409.5万元,备注载有:代还款;农资贸易中心向(以下简称)分四次转款30亿元、290多万、80.3万元、20亿元,附加信息功能载有:代还款。

上述转款总额1186.8万元。2016年4月10日,出具证明函,证明收到款项总额1260万元,为农资贸易中心代为支付。上述款项尚未由2012年7月派员进行审计,证明函落款加盖公章。2018年12月5日,李某民以及父亲贾某之在二审法官调查追问中陈述:收到了410万元;此外的800多万借款是支付用于清偿贷款,该公司会计负责人黄某陈述农资贸易中心对其四笔转款,账面上显示为代偿还银行的欠款。另查明,沈阳中院(2002)沈民(3)初字第29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偿还交通银行沈阳分行借款本息3000万元及费用、逾期放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向债权人赔偿。该案执行过程中,各方签署执行调解协议:由支付5157万元以终结该案执行程序。沈阳中院根据生效判决从账户共计扣划执行款5157万元。于2012年4月25日向沈阳中院提交强制执行办理书行使赔偿权,要求返还5157万元及延迟履行利息,现该案尚在执行过程中。2014年3月10日,农资贸易中心与签署借款协议,向农资贸易中心转款4100万元。

2016年11月20日,双方承诺农资贸易中心对的欠款债权本息转让给。将债务出售通知邮寄至,收到该邮件,上述债务出售通知和质权转让通知函件经公证处公证证明邮寄过程,及打印件内容与原件内容相符。从2014年11月6日至2018年2月9日,向分13笔拨款日常开支。代向美国信达资产辽宁省分公司还款500亿元。将楼房销售款665万元、动迁款900多万、租金开支201.68万元划转至自己帐户。二审法官另查明:2019年2月12日,出具证明函,证明其从北京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信贷800亿元,并由提供抵押。贷款到期后,代为还清400多万;归还本息及费用409.5万元,该款由农资贸易中心法人代表孙某霜,通过直接汇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支行收款帐号。该证明函落款处加盖财务专用章及印章,法定代表人李某民加盖公章并盖章。2018年12月12日,原法定代表人郭某在二审开庭时翻供证明,从2004年改制以后,不再独立核算,财务改为稽核方式,体制上不独立;人事上由直接派人;资产属于但其没有资产处分权,双方账目可区分。

员工薪资及福利待遇由拨款,从2004年起不做业务经营,财务来源于集团公司拨款。【裁判结果】沈阳市中院(2018)辽01民初1207号刑事裁定书宣判:一、于本判决出现法律效力之日起至15日内给付借款本息1186.8万元;二、于本判决出现法律效力之日起至15日内支付贷款本息1186.8万元的罚息;三、对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其他案件请求。辽宁省法院(2019)辽民终1503号行政裁定书宣判:驳回原告、维持原判。最高法庭(2020)最高法民申2302号上诉复核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的二审申请。【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庭经核查认为:申请上诉的原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83条第2款要求:“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务人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权,严重侵害法人的质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权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查明,系的出资人,二者均属集体所有制企业。2004年转制后,取消独立核算制改为稽核制,即向报送支出需求,根据意愿进行拨款;不经营具体业务,不享有商誉处置权,财务来源于拨款,的职工工资及一切福利待遇由领取,事实上已不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条件。于2012年借助查封实际控制了名下的主要资产,但仍然未申请对上述资产进行拍卖,同时又将的房子销售款、房屋拆迁款、房屋租赁租金等全部资产回报转移至账户,导致失去独立的偿付能力,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原审判决认定的行为构成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83条第2款的要求,应当对对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与在本案一审时均未主张案涉债权超过追诉时效,现以原审法官非法剥夺其案件时效抗辩权利为由办理再审,缺乏理据。况且案涉借条并未承诺还款期限,即使农资贸易中心在案涉借款发生至2016年11月出售该债务之后仍未要求归还,其后果仅仅使案涉借款的还钱期限仍进入未确认状况,诉讼时效过后已经开始起算,不存在低于诉讼时效的难题。

关于案涉债权超过追诉时效的上诉申请原因,不能成立。【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8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1、12、13条【关联文书】1.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辽民终1503号民事裁定书2.辽宁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

(二)关联公司人格否认

、王红军合资、合作研发房地产协议争议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判决书【法院层级】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民申1106号【裁判日期】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审判委员会讨论】否【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李相波、宁晟、朱燕【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资金往来实际控制人关联公司连带责任【裁判要点】

1.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经常、巨额资金往来,股东对此未进行抗辩说明或做出合理解释,可以判定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由股东对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

2.当事人虽不是公司股东,但其代表公司签署协议并行使公司账户支出审批权,可以判定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关联公司之间存在经常、巨额资金往来,未对资金往来的功能举证说明或做出合理解释,可以判定关联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相关关联公司必须对债务人分担连带责任。

【争议焦点】

1.核心争点:法人人格否认

2.具体争点: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关联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要件事实】

1.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经常、巨额资金往来。

2.关联公司之间存在经常、巨额资金来往,彼此住所混同。

【基本案情】

原告唐某某因与上诉、王某某、张某1、张某2、、及第二人合作开发协议争议一案提起民事。原告唐某某诉称:应退还保证金、投资款并支付项目成本;上诉、王某某、张某1、张某2、、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与股东有限责任,应当对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声称:返还保证金条件已经创造,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与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法院宣判查明:2015年11月24日,(甲方)与(卖方)签署《合作协定书》,约定双方合作研发鹿邑县综合整治改建项目;工程建设所需资金按照甲方出资20%、乙方出资80%的比例出资;如一方资金未到位,按延期金额的日千分之二向他人支付赔偿金。工程预算后,双方对合作工程项目成本进行结算,按照各50%的比重分配收入;由于甲方在力争该工程过程中的贡献和尽力,乙方同意在分配收入前,扣除400多万成为甲方的赔偿。协议签署后,乙方向丙方支付保证金350万元,工程验收后3日内无息返还给卖方,保证金成为甲方应得收益在成本分配时给予扣减。甲方负责工程招标和竞标,并确保在工期结束后半年内完成项目开工验收,以及确保乙方在工期结束后18个月内收回投资费用并延期6个月内将收入支付给卖方,逾期按日千分之二向卖方支付赔偿金。

甲方违约除应支付违约金外,应当退还乙方实际损失。《合作协定书》签订后,向支付工程斥资款4640万元,缴纳保证金350多万。2016年7月16日,涉案工程进行了开工验收,验收合格。2017年10月26日,、签订鹿邑县工程项目费用确认书,经双方结算对账确认,该合作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为5800多万。项目费用包括下面内容:(1)可研、勘察、设计、图审、招标代理等工程初期成本共计560万元;(2)直接费用及间接成本,含工程已支付总额及应付施工队、供货商的所有欠款;(3)项目费用,已缴交给税务机关300多万款项,剩余应退还税款待实际收取后,双方按1:1比例承担并相应核减各方所分配的收益。本确定书为合作双方关于项目费用的合法结算凭证,双方财务职员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与房东订立《PPP项目合同》等文件,约定勘验、设计等后期费用,由业主拨付给。2017年12月29日,鹿邑县审计局对涉案工程进行稽核,该项目开工决算金额10205.万元。2016年9月29日,(甲方)与其法定代表人唐某某(卖方)签署《代偿及出售合同》,乙方向丙方支付鹿邑县工程项目应收款项之后,甲方将上述《合作协定书》的工程投资本金、保证金、投资收益等全部债务及其与收购债权相关的其它权力均转让给卖方行使。

2018年4月25日,向唐某某出具《代偿及债务出售确认书》,确认对的工程投资本金、保证金、投资收益等全部债务及其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其它权利,自2018年4月21日起均转让给唐某某;2018年5月3日,向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2018年12月7日,鹿邑县民政局向一审法官出具《情况表明》,证明就鹿邑县工程项目已经下达工程尾款11995万元。张某1、张某2为的股东,同时,张某1担任的董事和财务负责人。张某2担任的执行副总。唐某某提交的两个银行帐户交易明细并且张某1个人多个银行帐户的交易明细显示,鹿邑县民政国库支付中心汇入帐户的多笔赔款转入了张某1个人账户内,张某1个人账户与及张某2的账户之间存在经常的、巨额的资金往来。王某某虽然不是股东,但其系股东张某2的妻子。在项目合作开发过程中,王某某作为的代表与签署了《合作协定书》,并对的税款总额行使审批权力,在不能迅速还款的状况下,王某某自愿出具《保证书》对的欠款承担还款责任。

、与登记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中、住所地相似;张某1分别为、的股东;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叶某某代表与房东订立《PPP项目协议》等文件沈阳婚外情取证,且经手收取的确保金;唐某某提交的的两个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并且张某1个人多个银行帐户的交易明细证明,直接或借助张某1的个人账户将鹿邑县民政国库支付中心汇入其帐户的多笔赔款直接进入了、账户,、还借助张某1个人账户与存在其他的长期、频繁资金往来。2018年5月24日,唐某某向支付民事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84056.27元,后者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庭出具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赔偿责任保证保函,为唐某某申请财产保全提供贷款。

【裁判结果】

一审法官河南省南阳市法院(2018)豫16民初360号刑事裁定书宣判:一、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唐某某保证金350多万并支付赔偿金;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唐某某工程投资款4640万元并支付赔偿金;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唐某某工程成本款2002.5万元并支付赔偿金;四、驳回唐某某的其它案件请求。

二审法官河南法院(2019)豫民终896号刑事裁定书宣判:一、撤销二审宣判第四项;二、变更一审宣判第一项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唐某某保证金350多万并支付赔偿金;三、变更一审宣判第二项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唐某某工程投资款4640万元并支付赔偿金;四、变更一审宣判第三项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某某工程成本款2282.5万元并支付赔偿金;五、王某某、张某1、张某2、、对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唐某某的其它案件请求。

最高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06号上诉复核与审判监督行政判决书裁定:驳回、王某某、张某1、张某2、、的二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庭认为:、王某某、张某1、张某2、、申请上诉的事实和原因均不能成立。

一、关于王某某、张某1、张某2、、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原审已查明,张某1、张某2为的股东,张某1担任的董事和会计负责人,张某2担任的执行副总。唐某某提交的两个银行帐户交易明细并且张某1个人多个银行帐户的交易明细显示,鹿邑县民政国库支付中心汇入帐户的多笔赔款转入了张某1个人账户内,张某1个人账户与及张某2的账户之间存在经常、巨额的资金往来,张某1、张某2或者在原审中未为此进行抗辩说明或做出合理解释,在对唐某某的欠款未予偿还情形下,二审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要求,判决张某1、张某2对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并不缺少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原审查明沈阳出轨取证,王某某虽然不是的股东,但其系股东张某2的丈夫,且成为的代表与签署了《合作协定书》,并对的税款总额行使审批的权利。在不能迅速还款的状况下,王某某自愿出具《保证书》,保证对的欠款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据此判定王某某系的实际控制人并裁定王某某对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原审亦查明,、与登记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中、住所地相似;张某1分别为、的股东;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叶某某代表与房东订立《PPP项目协议》等文件,且经手收取的确保金;唐某某提交的的两个银行账号交易明细并且张某1个人多个银行帐户的交易明细证明,直接或借助张某1的个人账户将鹿邑县民政国库支付中心汇入其帐户的多笔赔款直接进入了、账户,而且、还借助张某1个人账户与存在其他的长期、频繁资金往来。、、未对上述资金往来的功能举证说明或做出合理解释,原审据此判决、对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并不缺少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二、关于逾期返还保证金的本息起算点问题。

根据涉案《合作协定书》约定,保证金应于项目验收后3日内通过共管账户返还给乙方。原审已查明,涉案工程于2016年7月16日验收合格,应在随后的3日内即2016年7月20日前通过共管账户返还保证金350多万。此时,双方并未对工程项目的收益进行结算,分配收入的条件尚不具有,主张350万元保证金应该抵扣该公司的应得收益而不应返还的原因不能设立。原审判决《合作协定书》约定的时限到期之日即2016年7月20日为欠款返还保证金的毁约金起算时间并不缺少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三、关于560万元可研费用是否应从成本中扣除的问题。

与签署的项目费用确认书中确定的涉案工程全部建设费用5800多万包含可研、勘察、设计等工程初期成本560万元,而与业主签署《PPP项目协议》约定,勘验、设计等后期费用,由业主自筹给,因此原审在计算项目收益时从建设成本中将前期开支560万元给予减免亦不缺少证据证明。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83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1、12、13、14条

【关联文书】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896号民事裁定书2.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6民初360号民事裁定

(三)一人公司人格否认

、建设项目施工协议争议驳回诉讼裁定

【法院层级】最高人民法院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

【裁判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审判委员会讨论】否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丹、吴晓芳、李春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连带责任中标合同实质性变更债务加速到期

【裁判要点】

《公司法》第20条是回应公司法人人格的方法性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公司方式,而为中的特殊方式。因只有一个自然人以及一个法人股东,股东与公司联系更为密切,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或许性也更大,因此,在债务人与股东的利益平衡时,应当对股东课以更重的注意义务。《公司法》第63条对财产独立的事实,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的股东必须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在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状况下,应当对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此为法律对的非常要求,应当优先适用。股东虽提交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以及所附的个别财务报表,但从会计意见结论看,仅能证明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反映了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无法证明股东与公司财产能否相互独立,不能超过股东的证明目的。【争议焦点】1.核心争点: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2.具体争点:(1)一人公司的“前股东”与“现股东”是否应该对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2)《总包补充协议》与《建设项目施工协议》的效力;

(3)是否应该支付欠付款项费用或者怎么支付。

【要件事实】

一人公司股东证明自己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事实。【基本案情】

原告南通二建因与上诉置业公司、能源公司、睿拓公司建设项目监理合同纠纷一案,向法庭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请求置业公司缴付所欠工程款1.1万元、违约金元及根据年利息12%的标准支付迟延付款收益;能源公司、睿拓公司与置业公司人格混同,应当对置业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声称:能源公司、睿拓公司、置业公司属于各自独立的法人,能源公司、睿拓公司对涉案工程款项不担负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置业公司是国储中心大楼项目的建设单位,经招、投标程序,南通二建中标该项目。2015年4月15日,置业公司成为发包人与南通二建签订《建设项目监理合同》,关于赔偿责任,约定:发包人如赔偿每延期三天支付预付款以及项目款,按照协议总价的十分之三向承包人支付赔偿金;因为承包人的理由导致工期延长,每延后两天,承包人根据协议总价的十分之三支付违约金。

2016年1月18日,置业公司与上海二建签订《总包补充协定》,约定:承包人进行全垫资施工,施工至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且完成开工备案后10个月内,发包人向承包人退还全部项目款。2017年5月25日,该项目建成验收合格,并于2018年2月申请了开工验收备案手续。2017年9月29日,置业公司签收了上海二建报送的项目结算书。

2018年2月7日,置业公司与南通二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置业公司向南通二建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款年限3个月,按照年利息4.5%计算资金占用费。该协定签署当日,置业公司缴付南通二建1000万元。

2018年8月17日,置业公司(乙方)与上海二建(甲方)签署《支付协定》,约定:1.甲乙双方确认该项目的核算金额13200万元;2.甲乙双方于2018年2月7日签署的《借款合同》中甲方出借给乙方的1000万元,双方确定现转成甲方已付工程款;3.甲方于2018年8月20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卖方电汇支付项目款4000万元,甲方不得以工行承兑票据等其它形式支付;4.甲方自2018年9月开始每3个月支付1000万元,且于2018年12月30日前付清余款,则乙方不予计算甲方的延期付款收益;5.若甲方未能在第4条款约定的时间内还清余款,则甲方承诺:于2020年8月20日前付清所欠工程款,以欠付乙方工程尾款为基数,以年息12%为标准计算收益,同时分8个月份平均支付欠付的工程款。

2018年8月22日和9月30日,置业公司分别向上海二建支付项目款1000万元、200多万;然而置业公司未再支付项目款。

置业公司创办于2013年10月15日,出资人及股东为能源公司。2017年3月20日,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签署《股权出售合同》,约定能源公司将其所持置业公司100%股权出售给睿拓公司。还承诺,睿拓公司批准在工程建设完成并获得销售许可证后,能源公司购买国储中心大楼A12层整层楼房,置业公司收到购房款后以咨询费形式将全部购房款(费用除外)返还给能源公司。2017年3月21日沈阳婚外情取证,置业公司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东由能源公司变更为睿拓公司。

二审另查明: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的《股权出售协议》“乙方的陈述与确保个别”约定“乙方(睿拓公司)已知悉置业公司全部债权情况,股权出售后置业公司的债权与能源公司无关。”

二审开庭中,能源公司陈述称,置业公司系因研发涉案国储大厦设立,没有其它业务和对外活动,与能源公司不存在资产混同。对于股权出售,睿拓公司陈述称,受让股权时,知道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但作为股东,睿拓公司没有义务支付该账户。针对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股权出售协议》关于收购对价的承诺,能源公司和睿拓公司的解释称:该收购款由基础价款和溢价款两大部份构成,基础价款为电力公司对置业公司的注资3000万元和往来款850万,溢价款是案涉建筑项目的增值部分。

能源公司一审提交的置业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意见”均载明,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根据企业审计准则和《企业财务政策》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当年末的财务情况或者当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审卷宗载明,2019年1月24日、3月29日,一审法官两次庭审。

【裁判结果】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初126号刑事裁定书宣判:一、置业公司于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南通二建支付项目款1.1万元及费用(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美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北京二建的其它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刑事裁定书宣判: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庭(2018)津民初126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初126号刑事裁定第一项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南通二建支付项目款1.1万元及费用(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三、能源公司、睿拓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的其它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觉得:

一、关于能源公司、睿拓公司是否应该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首先,《公司法》第20条是回应公司法人人格的方法性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公司方式,而为中的特殊方式。因只有一个自然人以及一个法人股东,股东与公司联系更为密切,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或许性也更大,因此,在债务人与股东利益平衡时,应当对股东课以更重的注意义务。《公司法》第63条对财产独立的事实,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的股东必须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在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状况下,应当对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此为法律对的非常要求,应当优先适用。

其次,从举证情况看,能源公司虽提交置业公司年度的审计报告并且所附的个别财务报表,但从会计意见结论看,仅能证明置业公司的会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反映了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无法证明能源公司与置业公司财产能否相互独立,不能超过能源公司的证明目的。根据审计报告所附的商誉负债表,置业公司建立后,即有对张家口投资款2900万元,与能源公司在一审开庭中关于置业公司只开发涉案国储大厦,无其它业务和对外活动的陈述相冲突。根据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的《股权出售协议》,不管是能源公司而是睿拓公司,与置业公司的财务均不是独立的,在股权出售中,双方又将置业公司的财产进行处理。因此,在能源公司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状况下,其必须对置业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

最终,对于睿拓公司,其在一审开庭中自认,在入股能源公司股权时,对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一事知情,这与《股权出售协议》“乙方陈述与保证”中睿拓公司“已知悉置业公司全部债权情况”的承诺一致。而且,涉案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与签署《支付协定》均在睿拓公司入股能源公司股权作为置业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置业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状况下,应当就置业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宣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纠正。

二、关于《总包补充协议》的效力并且上海二建请求支付2018年8月17日之前项目预付款及工程进度款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有根据的问题。

首先,《总包补充协议》与中标的《建设项目施工协议》相比,工程款支付手段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款项支付手段系项目价款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判定《总包补充协定》构成对中标合同的实质性更改,根据《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要求,该合同无效,对两人当事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南通二建依据《总包补充协定》约定,请求置业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依据不足。

其次,从协议实际履行状况看,在涉案工程完工验收前,置业公司未支付任何预付款和项目进度款。在2018年2月7日贷款1000万元并自愿根据年利息4.5%支付资金占用费时,亦未强调抵扣前期预付款和进度款的主张。可见,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建设项目施工协议》的承诺。

最终,2018年8月17日双方签署的《支付协定》首部明确,“鉴于双方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和2016年1月18日签订国储中心广场的《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和《补充协定》”。《支付合同》是《建设项目施工协议》履行完毕后对所有项目款金额的最终结算,并详细约定工程款的确切支付时间。因此,虽然中标的《建设项目监理合同》约定了项目预付款和进度款的支付事宜,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而项目结算的《支付协定》中又对项目款支付作出新的承诺,应视为是对《建设项目监理合同》工程款支付手段的更改。双方的权力义务关系应以更改后的协议内容确认。《支付协定》并未承诺预付款和进度款迟延付款违约金的事宜,南通二建关于支付2018年8月17日之前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依据不足。

三、关于置业公司是否应该支付欠付款项费用或者怎么支付的问题。

首先,《支付协议》系两人当事人真实含义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受此约束。根据该协议第3条和第4条承诺,置业公司2018年8月20日前须支付4000万元,至2018年12月30日前付清余款。虽然根据《支付协定》第4条承诺,如果2018年12月30日之前结清所有账户,置业公司可以不支付延期付款收益,在上海二建2018年11月9日提起诉讼时,该期限已经截止。但二审法庭分别于2019年1月和3月开庭,彼时,已经超过该付款期限,置业公司并未向南通二建主动履行该条承诺项下的协议义务,亦未向法庭递交提存款项,应当认定置业公司未在第4条承诺的时间内还清余款。在此状况下,应当适用《支付合同》第5条的约定。在该条中,置业公司承诺“于2020年8月20日前付清所欠工程款,以欠付乙方工程尾款为基数,以年息12%为标准计算收益,同时分8个月份平均支付欠付的项目款。”该条又再度承诺了贷款付款的时间和准确金额,而且根据年息12%对全部欠付款计算相应费用。

其次,因置业公司在签署《支付协定》后仅支付1200万元,余款均未支付,则对所有债务按照年息12%计算收益,尚少于《支付协定》约定的本息,不遵守双方当事人本意。一审宣判简单地以债权加速到期为由不适用《支付协定》第5条承诺,依据不足,本院依法纠正。南通二建按照年息12%支付费用的原告主张,有协议按照,予以支持。

最终,关于利息的起算点,根据《支付协定》第5条承诺,对欠付款项和费用分8个月份平均支付,截至时间为2020年8月20日,可见,双方是将2018年8月20日成为应付款项的起始点。一审宣判认定自2018年12月31日起算利息,无事实根据,本院依法纠正。南通二建上诉主张以2018年8月20日起算利息,有事实根据,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第6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46条

【关联文书】

1.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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