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收藏版:录音取证10大要点|附16则最高法判例要旨
发布时间:2023-01-21

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不少案件,因为录音证据起了关键作用,让持有该证据的当事人起诉。这样的案例不时就有报道,有些人就以为手持录音证据就万事无忧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关于行政案件证据若干要求》第70条,对录音证据所加的限制,除了“合法方式获得”外,还有其它限制。比如“有其它证据佐证”、“无疑点”。

《民事案件法》第71条要求:“人民法庭对视听资料,应当区分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它证据,审查确认是否成为判定事实的按照。”

通常来讲,如果只有录音证据,没有其它佐证,得到法院支持是有难度的。

此外,由于当事人缺少经验,录音内容不知道、不精确,无法和其它证据相互佐证,也造成有些合法获得的录音证据,最终不能作为定案按照。所以,录音证据的搜集,也是有众多注意事项的!

录音证据要注意哪些?

▌录音取证并不简单,是有科技含量的,根据司法实践,我们总结了十大要点:

1、要以合法方式收集。

这一点是基础。判断合法性在参考这些原因,通常来讲,双方当面交谈时一方持录音设备以及电话交谈时一方直接电话录音,从形式上讲,都是合法的。

2、谈话内容要有一些基本要素。

谈话内容中要有时间、双方身份、地点等原因,在案件通常有重要作用,最好沟通过程中有明确证实。

3、录音取证要尽快

在双方没有出现大的分歧矛盾,至少是还没有起诉之前,通过录音形式取证,还是有机会的。起诉后,再收集证据,一般很难顺利。

4、要按照案情设定谈话内容的关键点。

要根据案情和手里掌握的其它证据,来设计录音证据要固定的关键点,要与诉求目一致,要与其它证据能互相佐证。对于关键内容,可能的话,要多次确认。

5、谈话的语气、沟通方法事先要设计好。

表达要自然,否则对方或许会警惕,导致失去取证机会;

不要以恐吓的语气说话,以恐吓手段获得的证据,可能判定为违法;

尽量平和沟通,在紧张矛盾过程中的表达,可能会判定为非真实意思表示;

涉及关键点的语言内容要知道明确,不能含糊不清;

或许的话,关键内容应由他人明确表达,而不是只答复“嗯”“啊”;

6、录音取证要固定的事实,不是各方对事实的想法。

是非对错自有法官来判定,当事人举证的目的是固定曾经出现的客观事实,不要在各方不同见解或对法律的想法上纠缠。

7、注意控制谈话的时间和节奏。

法庭上的时间宝贵,录音取证的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做不到短时间取证,要控制录音取证的关键内容,最好集中在某一或某几个时间点上,不要太散乱。

8、注意保留录音的原始载体。

对视听资料的真实性造成争议时,可能会必须司法鉴定,这时要向法庭提供原始的视听资料载体,所以原始的载体要保留好,不要复制后损坏或覆盖毁掉。

9、要提供完整录音证据,而不能未经剪辑、截取。

要保留视听资料的完整性,剪辑、截取后的录音证据,通常是无效的。

10、向法庭提供录音证据要有文字版。

向法庭提供录音证据的方法一般是刻盘,而且要给别人一份,对方要认真核实的,而且必须向法庭提供文字整理版,这是手段上的基本要求。

以上我们总结的关于录音录像证据的一些法律要求和注意事项。当然,以录音形式举证很大程度上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取,录音证据还有其局限性,可以的话,还是事先以书面形式固定、收集证据。尤其是在商业交往中,更需要养成以书面文件规范双方行为的习惯!

▌最高法案例裁判要点:①

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本文通过对该有关录音证据应当采信的原因进行整理,希望对法院采信该类证据提供参考,也为律师或者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这些证据提供指引。

▌1.张增彬与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争端案(2011)民申字第1086号)

辽宁高院认为:张增彬向法庭递交的录音证据,系张增彬与冯睿睿婚姻发生冲突,在结婚诉讼过程中由张增彬一方秘密录制,张增彬一方的托词内容存在诱导,冯睿睿关于父母的情感冲突所陈述的内容,并未直接提问张增彬所要证明的借婚姻索取钱财的事实。最高法庭认为:张增彬其实向抚顺中院提交了相关的录音证据,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顾秀兰、冯睿睿自认了借婚姻索取钱财的事实。

▌2.朱以科等与等建设项目分包合同纠纷案(2012)民再申字第324号

最高法院觉得,根据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存有疑虑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成为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要求,朱以科以其与余代德、陈德清、徐东通话录音为证,拟证明双方有未结算工程,但因为余代德、创硕公司不予认同,且该通话录音内容不清晰,仅凭该通话录音不能证明两人有未结算工程。

▌3.张冠雄与等技术协议争议案(2012)民申字第1318号

最高法院觉得,张冠雄为证明其主张所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与惠泉公司个别领导的5份通话录音资料,但因为该5份通话录音资料所涉及的科技成果、技术协议等内容均为张冠雄在通话中自已陈述的,通话对方并未认同,张冠雄也没有提供其它证据给予佐证,因此原一、二审法官判定张冠雄不能证明所主张的技术成果和技术协议真实存在并无不当。

▌4.林银跃与苏文庙,林亚文合伙协议纠纷案(2012)民申字第1202号

最高法庭认为,申请上诉之后,林银跃提供其与苏文庙之间的录音资料成为新物证,证明合伙关系形成于苏文庙和林亚文之间,其只是合伙关系的当事人。经核查,此录音资料在一审开庭结束前即已产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第四十四条要求的上诉之后的新证据。故,本院为此份证据效力不予考量。

▌5.与等借款协议纠纷案(2012)民再申字第111号

最高法院觉得,望怀公司提供了怀柔建行信贷员刘兴元、马少平的谈话录音,证明怀柔建行找望怀公司签署《保证协议》时合同内容是空白的。该两位信贷员成为具体经办人,其谈话录音内容是客观真实的,进一步体现出怀柔建行未依照常规签订《保证协议》的事实。关于望怀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的效力问题。原一、二审宣判对于望怀公司不应分担保证责任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双方提供的《保证协议》和《保证意向书》以及新星电器厂的证言作出的,而其它视听资料证据也是进一步提高了已有证据的证明力。且按照《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的相关规定,望怀公司提供的录音并不能判定为非法证据。虽不能据此判定望怀公司关于《保证协议》为空白合同的主张建立,但可以阐明其不清楚担保款项用途为“借新还旧”的事实。

▌6.杨某与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协议纠纷案(2012)民申字第689号

最高法庭认为,杨某申请上诉提交的第五组新证据对话录音(抄写)证据材料在本案一、二审程序中递交过,该证据系杨某单方制作,其内容不包括贷款借款的状况,且法庭判例中某县乡村信用合作联社提出与杨某通话的杨进当年已调离某分社,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转贷事实存在。

▌7.与全球茧丝绸交易行业等补偿代价及缴付期货保证金纠纷案(2012)民提字第104号

最高法庭认为,经本院一审开庭重审,交易行业、结算公司对大江南公司递交的光盘所记录谈话事实的真实性没有疑义,亦没有证据证明大江南公司在获得上述证据时采取了强行等违法方式。其虽对大江南公司整理的《谈话录音录像记录》文稿内容有异议,但没有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民事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七十条相关条例,本院对该光盘记录的谈话事实及《谈话录音录像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力给予证实。

▌8.李生堂与白正祥等企业注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案(2013)民提字第23号

最高法庭认为,本案仲裁之后,李生堂提交了一份其与白正祥之间的通话录音,该录音内容清晰、连贯,没有显著的变造或技术处理痕迹,白正祥虽然主张该录音证据内容有顾虑、不能成为判定二人实际通话内容的依照,但二审辩护时其认同该录音是其本人的声音,原审之后其对存在通话的事实及录音的真实性未予回应,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录音真实性给予证实。原审法官适用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第六十九条不予采信该份录音证据不当,本院给予纠正。

▌9.与劳务合同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825号

最高法院觉得,航建公司主张返还其进场时收取的元履约保证金或者转账的30000元模板定金,仅有通话录音为证。中铁二十四局审查认为不能确认通话人、通话时间及内容,且无其它书面证据加以阐述,对该视听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同。一、二审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妥。

▌10.与等租赁协议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689号

最高法庭认为,关于四份录音证据是否构成上诉新物证的问题。申请上诉提交的四份录音证据系其单方制作的录音书面记录,无视听资料与之例证,金汇公司不予认同。上述录音证据分别产生于金汇公司控告前和二审开庭辩论终结后、二审开庭前,属于原审法庭结束前已客观存在但未在原审中递交的物证。作为录音制作人的不可能在原审法庭结束后才看到上述证据,也无合理原因认定该公司因客观因素未能获得或在要求期限内不能提供上述证据。因此,提交的四份录音证据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民事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下面简称审监解释)第十条关于新证据的要求,不构成上诉新证据。

▌11.陈刊等与陈泰安借款协议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805号

最高法院觉得,《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要求,存有疑虑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成为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七十条第(三)项要求,一方当事人强调的有其它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方式获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以及与视听资料核实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强调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庭必须确定其证明力。本案中,对陈刊、融和公司递交的录音录像资料,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受其委托,作出一份桂公明司鉴声像字[2012]第007号检验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数码录音笔上时间长度为22分16秒的音频文件内容没有经过剪辑;送检的钥匙数码录像机上的音视频文件内容没有经过剪辑;送检数码录音笔上时间长度为22分16秒的音频文件内两名女性对话录音材料中其中一女性的语音与检测的钥匙数码录像机上视频文件内其中一女性的语音(邓庆逸)相一致。从一审查明的结案事实来看,该资料系陈刊、融和公司私自录音录像而成。且录音录像资料中的访谈虽有提到“借款”、“付息”等有关词句,但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本案2120万元贷款系由多少以及全部由高额费用产生,陈刊、融和公司又未提供其它充分有效的物证予以驳斥,二审宣判未予采纳亦正确。

▌12.与王龙等买卖协议争议案(2013)民申字第529号

最高法院觉得,关于山东恒泰录音录像证据能够采信的疑问。《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第七十条要求:“一方当事人强调的以下证据,对方当事人强调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庭必须确定其证明力:……(三)有其它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方式获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以及与视听资料核实无误的复制件……”。录音录像属于视听资料,山东恒泰提供的录音录像虽未经过被摄录人员许可,但该录音录像的方式未侵犯对方合法权益,其内容未侵害对方隐私、人身、人格等权力,也未遵守法律严禁性的要求,而且该份证据经过法庭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辨认,结论为未发觉检材经过剪辑处理。根据上述要求,该份证据具有相应证明力,二审法官给予采信,并无不当。

▌13.与企业借贷纠纷案(2014)民申字第241号

最高法庭认为,鑫鑫公司提供的张宝印、李朝阳、张万成、鲜治杰、左爱琴等人的证人证词及录音资料中,张宝印自称是鑫鑫公司的副主管;张万成是为鑫鑫公司建果库的施工人;鲜治杰、左爱琴给鑫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秀借过款;李朝阳陈述给锦嵘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文义投过资,双方合作不是太愉快。可见,上述证人与本案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词及录音的证明力较弱,不从而采纳成为判定本案两笔借款含有高额费用的证据。

▌14.董卫星因与赵爱斌等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民申字第781号

最高法院觉得,对于董卫星申请再审提供的标注时间为2014年1月19日董卫星与袁爱民的电话录音和标注时间为2014年4月20日的董卫星与赵爱斌电话录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民事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要求,再审申请人递交的四类证据为新证据,一是原审法庭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是原审法庭结束前早已看到,但因客观因素未能获得或在要求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是原审法庭结束后原做出辨认结论、勘验笔录以及重新辨认、勘验,推翻原推论的证据,四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采信、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驳回的。本院认为,董卫星提供的该两份证据并不合乎司法解释规定,不是法律含义上上诉程序的“新证据”,且赵爱斌对其真实性并不认同,董卫星亦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就通话内容而言,亦存在前后冲突之处,对此存有疑虑的视听资料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庭关于行政案件证据的若干要求》,无法单独成为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15.王翔群与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民申字第641号

最高法庭认为,再审申请中,王翔群继续以其在一、二审中提供了录音证据作为支持其上诉主张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民事法》第七十一条的要求,人民法庭对视听资料,应当区分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它证据,审查确认是否成为判定事实的按照。因此,在王翔群仅提供录音证据沈阳婚外情取证,不能提供其它证据给予互相印证,且该录音证据也无法直接证明王翔群欲证明的事实、广宇公司又给予回应的状况下,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从而推翻广宇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的证明力。

▌16.王守成与单学强等侵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2014)民申字第1989号

最高法庭认为,王守成提供的电话录音材料仅说明,谈话人当时谈论过出售合同问题,但收购的标的、价格、付款时间等协议必要条款内容并没有确立涉及。仅凭该录音材料不能证明案涉股权出售合同成立并已履行沈阳婚外情取证沈阳出轨取证,不能以此得出二审宣判认定基本事实及裁判结果错误的结论。

①由甘国明编辑整理,甘国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庭律师,个人微信公号“小甘读判例(ggm-dpl)”,欢迎关注,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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